浙商,曾是中國商業史上一個輝煌的符號。
19世紀叱咤于上海灘,構建了十里洋場的大半個產業江山。
崛起于改革開放的浙商,更是新時代中國商幫的一支翹楚。
浙商搏擊于開放大潮,四海為家、四海為業。一個個“義烏市場”、“溫州村”將“無浙不成市”與“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”演繹得栩栩如生;數百上千個產業集群,盡顯浙商腳踏實地、敢為人先、敢闖敢拼的精神。
是的,浙商是中國企業家族群中的一支勁旅,是浙江精神的一種載體。
浙商走遍千山萬水、道盡千言萬語、想盡千方百計、嘗盡千辛萬苦,走出敢為人先的創新路,寫下堅忍不拔創業篇。
浙商的“四千精神”因而被載入史冊。
但浙商也被貼以“草根”的標簽。
第一代浙商往往學歷不高。因為“一無所有”,所以“無所畏懼”、敢闖“禁區”。
也因為“草根”性,浙商的企業或產業往往呈現“低”、“小”、“散”特點。在互聯網大潮的沖擊下,傳統企業更是面臨轉型升級的坎。
挑戰面前,善學習、勇創新的浙商與時俱進、爬坡過崗。他們從1.0時代穿越而來,成功進入浙商2.0時代。他們的名字很長,如魯冠球、徐文榮、宗慶后、李書福、南存輝、徐冠巨、汪力成、王水福、陳愛蓮、金良順、林東、陳勵君、胡季強……
他們在打造產業基石之后,一方面通過科技創新不斷實現產業升級;另一方面通過商業模式和管理創新提升競爭力;同時還借助資本市場與國際化戰略做大產業版圖;與此同時,還通過資本手段涉足“兩創”,賦能新生力量。
正是因為不斷地跨越自我、鳳凰涅磐,浙商的標簽不斷被刷新。
而隨著浙商族群中“阿里系”、“浙大系”、“海歸系”等新生力量的興起,并與傳統“浙商系”一道,以顛覆性的創新掀起浙商轉型升級的高潮,并推動新經濟的迅猛發展。浙商,與數字經濟緊緊系在了一起。
是的。浙商撬動了浙江信息經濟的發展,也因而推動杭州成為中國“數字經濟第一城”。新年伊始,浙江省政府對外宣稱:將對標世紀級,以“一號工程”打造數字經濟;目標三年后數字經濟總量達4萬億以上。
競跑的號令聲起,能不涌現出在數字經濟領域馳騁拼殺、沖鋒陷陣的“千軍萬馬”?
是的。阿里、?、網易等一大批數字經濟的引領者,成為了時代標兵。在阿里巴巴成為世界知名互聯網科技企業的同時,其創始人馬云被黨和國家授予“數字經濟的創新者”的榮譽。但,僅僅有馬云、丁磊和田寧等數字浙商還不夠。要繼續保持數字經濟的優勢,浙江不但要有阿里系,浙大系、海歸系等創業“新四軍”;還要有?迪、騰訊系、網易系、浙工大系等新生力量。從“新四軍”壯大為“八路軍”。
更重要的,浙商不僅僅擁有“野火燒不盡,春風吹又生”的草根精神;浙商更要有創新能力和科技精神;而在科技精神之外,還要有文化內涵和智慧。
“四千精神”之外,浙商更要有具備“四共(共享、共生、共融、共贏)”理念。
首先是共享。新時代的企業家,創業創新首先要有互聯網思維,要建立在互聯網上、大數據、云計算基礎上,要能夠利用好信息共享、資源共享,方能“贏在開端”。
然后是“共生”。國有、民營企業能夠共生;傳統、新型產業能夠共生,這就需要打破體制機制的束縛;還要調動市場主體,企業自身的活力。
還有“共融”。除了企業間橫向與縱向的聯合之外,最好的辦法也許就是在“數字產業化”、“產業數字化”的兩化融合中主動出擊,通過融合、甚至跨界,實現創新發展。
最后是堅持“共贏”。這是時代的特征。因為市場經濟發展到今天,已經從“利己”時代變遷到“利他”時代。所有的經濟活動都必須建立于此基礎之上。
而數智浙商,不僅以“四千精神”而搏擊市場;更因“四共理念”勇立創業創新之潮頭。
所謂“無數據不決策”。數智浙商,因數據而“成竹在胸”;因數據而創新不止。
數智浙商,更是了然這樣的哲理:聰明不如智慧;大格局方有大智慧。
是為數智浙商。強精神,尚文化,崇科技;更有大格局、大境界、大智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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